到文章發佈的時候，我已經回到紐約三週了。 其實 2016 年 OTP 結束回台灣的時候，感覺是不太會再回紐約了。但受到很多人的幫忙， 2017 年回來做了一個展覽。然後 2020 在想著 TCAC 結束後要幹嘛時，駐村好像是個不錯的選項（儘管那時樂觀地想年底大概疫情就結束了吧）。 然後順利的拿到，也意外得到男朋友，導致如果我回去還沒分手的話我們遠距離的時間會超過再一起時間的一半（未免也太未雨綢繆）。 紐約可能就像渣男一樣，沒有對你多好但是總是讓你念念不忘想要靠近。 我得說我第一次意識到自我所能到達的與不能到達的邊界，就是在紐約念研究所的時候。很難具體說是哪一個時刻，我想就是美國＋紐約那種為所欲為加無所畏懼精神（當然這也有反向的一面）。 出發前很多人擔心我來到疫區，我天真地只是想體驗地球上大部分人類在經歷的現實。讓我害怕的不是病毒，反而是 Asian Hate Crime. 這個東西可怕的是會深入你的腦海，讓你時刻處在警戒狀態。恐懼果然是擊垮一個人的手段，特別是那個恐懼是發自內心的。 我跟 2013 年來紐約準備入學的時候一樣，自以為跟這裡很熟，整天睡覺，足不出戶。但是拜疫情所賜，有許多線上的活動、座談可以參加。 另外就是身處這個現實，你會意識到系統性的歧視跟壓迫。我覺得一直在台灣的人好像無法理解（只是這句話講出來，通常會被嗆喝過洋墨水了不起啊），我也對藝術圈可以有這麼多川粉問號連連。好在昨天 Chauvin 的判決三項都有罪，我想這只是一個開始。 我也該開始行動起來。明天我會寫英文版（大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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